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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十大富翁有哪些
1、富甲陶朱——範蠡（前536-前448）陶朱公即範蠡，春秋時期越國大政治家、軍事家和經濟學家。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後入越，輔助勾踐廿餘年，在越國被吳國滅亡時，是他提出降吳複國的計策的，并随同越王勾踐一同到吳國為奴，千方百計謀取勾踐回國，成為輔助勾踐滅吳複國的第一謀臣，官拜上将軍。
但當勾踐複國之後，他了解勾踐是一個可以共患難但不能同安樂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棄官而去，堪稱曆史上棄政從商的鼻祖和開創個人緻富記錄的典範。《史記》中載“累十九年三緻金，财聚巨萬”。但他仗義疏财，他賺了錢，就從事各種公益事業。他的行為使他獲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為幾千年來我國商業的楷模。相傳吳國滅亡，西施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後，與範蠡泛舟江湖，不知所蹤。
2、儒商鼻祖——端木子貢（前520-？）端木賜，字子貢，名賜，姓端木，春秋末期衛國人（今屬河南省鶴壁市浚縣）。他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也是“孔門十哲”之一。子貢雖出儒門，卻懂經商之術。多年的經商活動使他積累了大量的财富，這為孔子與其門徒的周遊列國活動提供了有力的經濟保障，曆史上多用“端木遺風”來表經商緻富之人，即源于此。孔子曾稱其為“瑚琏之器”（古代宗廟中盛生黍的祭器，常用來比喻有立朝執政才能的人）。他利口巧辭，善于雄辯，且有幹濟才，辦事通達。曾任魯、衛兩國之相。為孔子弟子中首富。
3、智慧商祖——白圭（前463-前385）白圭，名丹，戰國東周洛陽人，梁（魏）惠王時在魏國做官，後來到齊國、秦國。《漢書》中說他是經營貿易發展生産的理論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先秦時商業經營思想家，同時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經濟謀略家和理财家。諸如“人棄我取”、“知進知守”等經商理論至今對現代理财有指導意義。
4、營國巨商——呂不韋（約前292-約前235）呂不韋，戰國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衛國濮陽（今河南濮陽西南）人。史載“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但一生最得意的一筆大買賣卻是：結識秦流亡公子赢異人并資助其回國即位，從而成功實現個人由商從政的曆史性轉變。他以“奇貨可居”聞名于世，曾輔佐秦始皇登上帝位，任秦朝相國，并組織門客編寫了著名的《呂氏春秋》，也是雜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5、富可敵國——沈萬三元末明初江南巨富。以墾殖為根本，以分财為經商的資本，大膽通番。他可能算是曆史上最早的國際貿易商人。曾助朱元璋修南京城，個人承包三分之一工程費用。隻可惜其孫卷入藍玉之案又被朱元璋充軍雲南，财産沒收。
6、第一富翁——伍秉鑒商名伍浩官。清代廣東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他憑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走私鴉pian迅成巨富。1834年已宣稱有資産2600萬元(一說為2600萬兩)。西方學者稱其為“世界上最大的商業資财，天下第一大富翁”。1843年，清朝令行商償還《南京條約》規定的 300萬元外商債務，他獨自承擔100萬。同年在廣州病逝。
7、商業巨族——喬緻庸（1818-1907）
中央電視台播出的《喬家大院》主人公喬緻庸是喬家經商第三代人，喬家商業從第一代喬貴發起家，到第三代由喬緻庸大手筆經營，使喬家成為商業巨族，故緻庸可謂喬家殷實家财的奠基人，人稱他為“亮财主”。他經商既有雄才大略，又多謀善斷，是位商場高手。喬家在包頭開辦的複盛公商号，在他的策劃下發展為龐大的複字号商業網絡，基本上壟斷着包頭商業市場，故包頭有“先有複字号，後有包頭城”之說。光緒十年(1884)，他适應時代發展要求，創立了彙通天下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在他的經營下，喬氏商業遍及全國各大商埠及水陸碼頭，業務繁榮，财多勢旺，成為商場巨賈。
8、紅頂商人——胡雪岩（1823-1885）
胡光墉，清徽州績溪人，幼名順官，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設銀号，後入浙江巡撫幕，為清軍籌運饷械，1866年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後，主持上海采運局局務，為左大借外債，籌供軍饷和訂購軍火，又依仗湘軍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号20餘處，并經營中藥、絲茶業務，操縱江浙商業，資金最高達二千萬兩以上。并開辦胡慶餘堂中藥店。
9、一代錢王——王熾（1836-1903）
王熾，一代錢王，紅頂商人。資本主義在西方巳興起，生活在一個閉關自守的封建王朝的他抓住全國商品經濟萌動的态勢，投巨資于剛興起的銀行票據彙兌行業，以昆明“同慶豐”錢莊為龍頭，在當時全國22個行省中的15個行省及香港、越南、馬來西亞設立分行……被譽為“執全國商界牛耳”之雲南金融業的開山鼻祖。晚清巨商王熾在英國《The Times》評選的19世紀10年代世界首富中排名第四，是中國曆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紅頂商人”，晚清名臣李鴻章曾稱其為“猶如清廷之國庫也”。王熾的商德商道，對後人都具有啟迪和借鑒意義。
10、五金大王——葉澄衷(1840-1899）
甯波莊市人，是著名的甯波商團的先驅和領袖。他做生意很有天賦，頭腦清醒，樂觀時變，為人處事既誠且信，寬厚待人，被稱為“首善之人”。在葉澄衷傳奇性的創業曆程中，誠信寬厚的性格幫助他在窮途時得到難得的機緣，有人資助他在虹口的美租界百老彙路口開設了上海灘第一家由中國人獨自開業的五金店——順記洋雜貨店。并據此發展出覆蓋五金、機械、鋼鐵直至軍需器械和軍服的龐大生意，開設了38個分支機構，赢得了“五金大王”的美稱。并繼投資金融業，在上海、杭州、鎮海、蕪湖、湖州等地開設票号、錢莊，鼎盛時竟達108家。在甯波商幫中，一直流傳着這樣一句話：“做人當如葉澄衷”。
清朝天津的富商有哪些
早年天津的豪門巨富有“八大家”之稱，至于這“八家”究竟是哪八家，随着年代的推移，也有着不同的說法。但從這些升沉嬗變，也可以反映出天津近代社會經濟演變的曆史面貌。
從清初特别是所謂康乾盛世以來，以鹽務起家的富戶，在社會上的聲勢日益顯赫。如鹽商張霖，發家後在北京和天津都建造了豪華的宅邸和園林。鹽商安麓村以積聚的大量财富，收買了許多珍貴的書畫，成為大收藏家，并著有《墨緣彙觀》。鹽商查日乾，在天津城西北建造了著名園林水西莊，乾隆皇帝南巡過津時，曾數次到水西莊飲宴，由此可見鹽商在當時社會上的地位和影響。
乾隆、嘉慶年間，在天津已經知名的大家族，還有承辦鹽務的“東門裡權家”、“南斜街高家”、“隻家胡同董家”，從事海運業的“海下高家”、“東門外韓家”，糧商兼大地主的“楊柳青鎮石家”，等等。富戶豪門在社會上竭力擴大自己的影響，于是便逐漸形成“十大家”、“八大家”的說法，并在群衆中傳播開來。
早期
從鹹豐初年開始，流傳着一個有關八大家的口訣：韓、高、石、劉、穆，黃、楊、益照臨。口訣的流行，說明他們這些家族在當時已成為社會上公認的八大家了。在各大家族姓氏之前，群衆習慣地冠以堂名字号或居住地點，也就是：天成号韓家、益德裕高家、楊柳青石家（石元士）、土城劉家（劉恩鴻、劉恩林）、正興德穆家（穆雲漢、穆恒春、穆雲鹄、穆雲錦、穆芝房）、振德黃家、長源楊家（楊春農、楊少農）、益照臨張家（張錦文）。
同時，新的豪富又不斷形成，崛起的家族取代了衰落的家族，進入八大家之列，但相沿下來的八大家稱謂卻仍維持未變。其中明确地去掉哪些家，遞補哪些家，說法各異。關于補進的家族，社會比較公認的有：李善人家（李贊臣、李春城）、益德王家（王益孫）、鄉祠卞家、高台階華家（華世奎）。
⒉中期
“财勢大，數卞家，東韓西穆也數他。振德黃，益德王，益照臨家長源楊。高台階，華家門，冰窯胡同李善人。”到了同治、光緒以後，新的豪富又不斷形成，崛起的家族取代了衰落的家族，進入八大家之列，但相沿下來的八大家稱謂卻仍維持未變。其中明确地去掉哪些家，遞補哪些家，說法各異。關于補進的家族，社會比較公認的有：李善人家（李贊臣、李春城）、益德王家（王益孫）、鄉祠卞家（卞瑛、卞樹榕、卞俶成
）、高台階華家（華世奎）。
這裡一共提出了卞、韓、穆、黃、王、張、楊、華、李九家。新增的四家，卞家是靠進口紗布起家（後來轉為藥業，接着涉足金融界），王家是以開錢莊起家，李家雖是鹽商，但後來主要也是開錢莊、商号和在開灤、啟新等大企業投資并廣置房地産，擴大了家業。大鹽商華家也還經營了油坊、茶葉莊。這都說明天津這時已成為通商口岸兼工商業城市，商業、金融業有了急劇發展。
⒊晚期
到二、三十年代，天津的紗布業有了很大的發展，這些綢布紗商号賺了大錢，都又投資開辦了許多家錢莊、工廠和其他商号，在天津又出現了新的豪富，形成了“新八大家”。他們是金、潘、孫、胡、卞、範、喬、紀八家。即瑞興益棉紗莊（金桂山、潘耀庭），元隆綢布店（孫烺軒、胡樹屏），隆順棉紗莊（卞潤吾），同益興棉紗莊（範竹齊）、敦慶隆綢布店（紀慰瞻、喬澤頌）。
中國曆史上有哪些著名富商
春秋戰國：
1陶朱公範蠡雖是越王的謀臣，但他不搞戰國策士縱橫捭阖的那一套，《史記越王句踐世家》所記他向越王進谏和對答中，講的都是陰陽盈輸天人順逆的道理，十分形而上，俨然是個哲學家。他經商也如從政一樣，胸有成算，看得準，拿得穩，而且提得起，放得下，絕不像守财奴那樣為金錢所困擾。這是因為他文化底氣厚，以謀略家的态度對待金錢和利得，用今天的話來說，是活得十分潇灑，幹得十分漂亮，看上去舒服。經商當然是為了賺錢，但高明的大商業家就得有氣派，并不是整個腦袋都鑽在錢眼裡。那些專打小算盤，一點小錢都斤斤計較的吝啬鬼，肯定委頓颟顸，做生意也賺不了大錢，成不了氣候。如《儒林外史》裡的人物嚴監生那樣，連點兩根燈草也怕費油，不挑掉一根就死不瞑目的角色，便隻能當當土老肥，不是經商興業的料。《史記》叙範蠡辭掉齊國的相位後，也像告辭越國一樣，立即開路，把在齊國積儲的數十萬資産統統施舍掉，"盡散其财，以分與知友鄉黨"。他主觀上也許并不企望别人報答，但實際效應是結了人緣，肯定會在以後的事業中獲得方便，所以沒多久，範蠡在經商中緻資累巨萬(《史記集解》引徐廣：巨萬即萬萬)，成了億萬富翁。範蠡的一生，先是以一介書生成為越王句踐的謀士，盡智竭力為越王報仇滅了吳國；此後功成身退，在齊國變名緻富，佩齊國相印；又立即棄相遷陶，成了億萬富豪陶朱公。正如司馬遷在《史記》中給他的定評："故範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這樣的曲折就夠不平凡了，而他晚年的一件事就更令人動容，更富戲劇性，更令人擊節稱歎。此事亦載于《史記越王句踐世家》，我常常感到奇怪和憾惜：為什麼曆來的作家、戲劇家，都一古腦兒逮住範蠡和西施虛無飄渺的愛情故事做文章，而這樣的動人故事卻輕輕放過！事情發生在範蠡晚年，他的第二個兒子在楚國殺了人，投入了大牢。他派剛剛成年的小兒子帶了黃金千镒，到楚國去打點。大兒子有意見了，這分明是看準他沒有出息，便大鬧情緒，要求派他去。範蠡不依，長子憤而要自殺。範蠡夫人勸道："小的去未必一定能救活老二，先就讓老大鬧得要死要活，倘若真有不測，豈不又添上一口？"範蠡不得已，隻好勉強同意。他交給兒子一封緻老友莊生的信，嚴肅地叮咛道："到楚國後就把黃金千镒送給莊生，一切都請他去幹，千萬不要過問！"大少爺到了楚國，在城郊一個蓬門小戶找到莊生，遵照父命将信件和黃金送上。莊生吩咐道："你立刻回去，千萬不能在此停留。即便你兄弟被釋，也不要問所以然。"可是這位大少爺不聽告誡，自作聰明地另走門路，拿錢去賄賂了一個楚國有權勢的貴人，自己留下來聽消息。這位莊生雖然窮居陋巷，但以學問道德聞名，楚國上下都很尊信他。他并不貪圖範蠡的贈金，準備事成後歸還。這些情況這位範大少爺哪知道！莊生找到一個合适的機會進見楚王，詭稱天上有星宿出現，将不利于楚國。楚王素來信仰莊生，問其解禳之法。莊生說惟德政可以除之。楚王于是決定大赦囚犯。赦令未頒，收受範大少爺賄賂的那位貴人先已得訊，便告訴大少爺，說令兄得救了，國王馬上要下赦令。大少爺大喜，以為楚王一發赦令，老二就會被釋，何必白白地将千金送給莊生呢？于是，大少爺又去見莊生，說："聽人說楚王将發大赦令，那麼我兄弟可以被釋放了，故而特來告辭。"莊生情知他的用意是想要回黃金，便将黃金原封不動地讓大少爺拿走。大少爺十分得意，以為救了兄弟，又沒花掉金子，高高興興地攜金而出。莊生痛恨自己為小兒所玩弄，進見楚王道："日前大王因星變将行赦令，但我聽國人傳言，說行赦令是為了天下巨富陶朱公的兒子殺人被囚，陶家向大王左右行賄之故。"楚王大怒，決定先殺了陶家兒子再下赦令。于是，大少爺終于哭哭啼啼帶了兄弟的屍體回家。全家人自然傷心痛哭，範蠡卻很鎮定，說："我料定他必然要害死他兄弟才回來的。他并非不愛兄弟，隻因為從小随父母漂流，知道财富得之不易，因而舍不得以千金送人。而小兒出生後就在财富中長大，不會珍惜金錢。我前次堅決要派小的去，就是為此。這是事理之所當然，我早就料到這結果的。"瞧，範蠡是多麼洞察人情，料事如神。如此明察事理的哲人，自然處世、從政、經商無往而不操勝券。範蠡真可稱古今一絕。
2呂不韋呂不韋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奇人，他的謀略和口才都是中國曆史人物中第一流的。他憑着一人之力、三寸不爛之舌，就促成了自己終生的榮華富貴。他是那種善于進行大的策劃、善于實施和完成這個策劃的人，這種人要口才出衆，自己就是自己謀劃的貫徹實施者。就謀略而言，呂不韋不僅謀得深、算得遠，而且謀得全，算得廣，他共分了四個步驟來進行謀劃：其一，當他看到公子異人時就覺得奇貨可居，是一個能夠赢得整個未來的上佳投資項目，于是他說服異人聽他指揮。其二，這個“奇貨”要想推銷出去、這份投資由風險轉化為巨大利潤，還是需要作出艱苦的努力和費力的工作。他不僅要安排好接人，而且要安排好放人。他算計到華陽夫人及其弟弟的潛在的、迫切的需要，使華陽夫人能夠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為異人奔走，使秦國開始向趙國要人。其三，他又遊說趙王，以長遠的利益說動趙王送歸異人。其四，人接回後，為更上一層樓，他在異人身上下了點工夫，使秦王最終立異人為太子。呂不韋在兩國間穿針引線、巧妙安排、運籌得當、步步叠進，他真是一個一流的策劃家、設計家。完成他的這次交易，實際上是個大工程。要調動事主、接人的秦國、放人的趙國、認兒子的王後、立太子的秦王等等，龐大而複雜，非得要高屋建瓴和周全細緻不可。尤其讓人佩服的是他的遊說口才，每次他都正中遊說對象的下懷，都能夠使對方欣然接受。這是因為他能夠深刻地洞察到對方的需求，能夠預期到事情的未來變化，以替對方着想的角度來使對方輕易就範。說服對方，首先必須要有一個将自己置換成對方的過程。掌控對方的需求，才能投其所好、對症下藥、以為我用。
明：
沈萬三，名富；字件榮，俗稱萬三。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巨富的别号，元末明初人。元朝中葉，沈方三的父親沈*由吳興(今浙江省湖州)南浔沈家漾遷徒至周東*（土宅），後又遷至銀子浜。沈萬三在緻富後把蘇州作為重要的經商地，他曾支持過平江(蘇州)張士誠的大周政權，張士誠也曾為沈萬三樹碑立傳。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萬三助築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兩個兒子的官；在南京還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樓四座……"。有了舒适的住宅；但不久；沈萬三被朱元璋發配充軍，在雲南度過了他的餘生。
清：
胡雪岩胡光墉（1823～1885），幼名順官，字雪岩，安徽績溪湖裡村人。墉幼時家貧，幫人放牛為生，稍長，由人薦往杭州于姓錢肆當學徒，得肆主賞識，擢為跑街。鹹豐十年（1860），因肆主無後，臨終前，以錢莊贈之，乃自開阜康錢莊，并與官場中人往來，成為杭城一大商紳。鹹豐十一年（1861）十一月，太平軍攻杭州，光墉從上海、甯波購運軍火、糧米接濟清軍。左宗棠任浙江巡撫，委光墉為總管，主持全省錢糧、軍饷，因此阜康錢莊獲利頗豐。京内外諸公無不以阜康為外庫，寄存無算。他還協助左宗棠開辦企業，主持上海采運局，兼管福建般政局，經手購買外商機器、軍火及邀聘外國技術人員，從中獲得大量回傭。他還操縱江浙商業，專營絲、茶出口，操縱市場、壟斷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阜康錢莊支店達20多處，布及大江南北。資金2000萬餘兩，田地萬畝。由于輔助左宗棠有功，曾授江西候補道，賜穿黃馬褂，是一個典型的官商。同治十三年，籌設胡慶馀堂雪記國藥号，光緒二年（1876）于杭州湧金門外購地10餘畝建成膠廠。胡慶馀堂雪記藥号，以一個熟藥局為基礎，重金聘請浙江名醫，收集古方，總結經驗，選配出丸散膏丹及膠露油酒的驗方400餘個，精制成藥，便于攜帶和服用。其時，戰争頻仍，疫疠流行，“胡氏辟瘟丹”、“諸葛行軍散”、“八寶紅靈丹”等藥品備受歡迎。此後，胡光墉親書“戒欺”字匾，教誡職工“藥業關系性命，尤為萬不可欺”，“采辦務真，修制務精”。其所用藥材，直接向産地選購，并自設養鹿園。胡慶馀堂成為國内規模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藥的國藥号，飲譽中外，對中國醫藥事業發展起了推動作用。光緒八年（1882），光墉在上海開辦蠶絲廠，耗銀2000萬兩，高價盡收國内新絲數百萬擔，企圖壟斷絲業貿易，惹怒外商，聯合拒購華絲。又因海關海運操于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運。次年夏，被迫賤賣，虧耗1000萬兩，家資去半，周轉不靈，風聲四播。各地官僚競提存款，群起敲詐勒索。十一月，各地商号倒閉，家産變賣，胡慶馀堂易主，宣告破産。接着，清廷下令革職查抄，嚴追治罪。光墉遣散姬妾仆從，于光緒十一年十一月郁郁而終。
